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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，临近春节，邱健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，我们欣然前往。他家住在罗桥古镇上，古镇在沱江边，在雒市城区的上游。我们坐着公交车沿江而上，不到20分就到了罗桥。邱健带着我们在场口下了车，步行前往他家。
一路上，邱健在残留的城墙、青石板铺成的路面、残存的木质吊脚楼，如数家珍的讲说这座小镇的辉煌前世。
“罗桥是有名的川中金融中心、水运码头和商贸中心，鼎盛时有福建会馆、广东会馆、贵州会馆、陕西会馆、两湖会馆、江西会馆，花旗银行、交通银行等13家银行在此设立分行，有100家茶馆、300多商铺、1000多艘船，曾有“小汉口“的别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成渝铁路通车，罗桥繁华的商业不复存在，从此没落。”
“这是福建街......那是江西街......”
“这是陕西街，我必须隆重介绍一下，听我爷爷说，以前这里半条街都是我们家的”，自豪的表情感觉都要从脸上溢出来。
周子曦调侃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邱健嘿嘿一笑：“你问马哥噻，他不是说解放前雒城马号街以前也是他家的。”
马帅尴尬的挤出一段话：“哎呀，解放后，我们家被定性成了大资本家，所有的家产都被没收了。”
我连忙自报了一下家门：“我祖祖是袍哥的舵把子，解放前夕据说去了台湾，后来就渺无音讯了。”
周子曦淡淡的说道：“我们家祖上有点地，解放后被定性成了大地主。我觉得地也不算多，为什么就把我们家搞成大地主了？”
我追着问：“有好多嘛？”
“听爷爷说有1000多亩。”
邱健鼓着眼睛：“曦哥，你知道我们家每个人平均有多少地吗？每人名下只有两亩地，你家不被打成大地主，鬼才信。”
周子曦自鸣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“原来各位祖上家世都如此显赫，失敬失敬”，我对着大家抱拳作揖，大家也一本正经的学着我还了礼。
少年时的我们，总喜欢追问长辈，询问以前我们家以前是干什么的。一是想听点故事，二是想找点可以吹嘘的谈资。
长辈们总是耐心的告诉我们家族的兴衰过往，简单的问答，不经意间就把好的文化精神、社会经验、生存之道就留在了我们年轻、且相对空白的脑子里，逐渐形成一种良性的、适于这个世界生存的系统理论观念。
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这就是传承，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儿时阿公在亭子里一边吃西瓜、一边讲的袍哥故事，那种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袍哥侠气在无意间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我们陆续走进邱健家自建的小洋楼，装潢的非常新式，实木的家具、水晶吊顶的大灯，站在楼顶可以俯瞰罗桥镇的大部分地方。邱健摆了一张桌子几张板凳在楼顶，我们几人围在一起，嗑瓜子聊天。邱健指着不远处占地大概4亩左右的老宅子说：“以前我们家住那儿。”
我仔眺望了那栋老宅子，白墙瓦黛、飞檐翘角，虽然破败了，但依稀还能看得清当年的富丽堂皇。
“那儿是我家祖宅。我听爷爷说，解放前，我家被定性成了大资本家，没收了所有的财产，只给了我们家一间以前下人住的房子。那些曾经的下人、长工、婢女被定性成了贫农，是属于无产阶级，政府就把好的堂屋、厢房分给了那些人，至此我们家由主人变成被鄙视的人，而那些曾经为我们家族服务的下人却变成了大宅子真正的主人。我们家窝在那里住了40多年，受尽了那些人的冷眼冷言。直到改革开放，我们家又开始做生意，渐渐的生活条件又好了起来，在离老宅不远的地方又建这座小洋楼，那些下人的后代，现在还住在以前老宅子里，一个人都没搬出来。”
我有些诧异，难道贫穷还会一代一代的传递，脑子冒出爷爷经常念叨的一句顺口溜：“龙生龙、凤生凤，耗子的娃儿会打洞。”我当时若有所思，但不清晰。
大家瓜子壳剥了一地，从去过的地方到吃过的东西、见过的人，从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到现实中的八卦新闻，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哪个班的某某女同学长得乖、谁喜欢谁，聊得很是欢快。大家你一句、我一句，唧唧咋咋个不停，像极了“闹山的麻雀儿，没得二两肉”那句乡间俚语所描绘的场景。
我轻轻了问了一句：“大家中专毕业后准备干什么？”大家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
邱健第一个说：“跟到我爸做生意，他做啥生意，我就跟到做啥子。”
周子曦接着说：“中专文凭拿到后就可以去当兵了，我爸来职高前就给我说过。”
周培荣站起来说：“马哥和我一起准备去四川师范大学读书，家里已经都联系过这个事情了。”
我瞬间懵了，大家似乎在到学校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中专毕业后的去处。
“你呢，准备去哪儿？”
“还没想好。”此刻，我心里埋怨着，我的父亲在哪儿？